（《杭州》杂志9月刊）

记者：南先生，您好！您父亲南怀瑾先生早年在杭州生活过两年的时间；1948年秋，曾在距灵隐寺不远的中印寺静修数月；据说，杭州还是他晚年回国定居的首选之地，可以说与杭州也有不浅的因缘。那在您的印象里，杭州是一座怎样的城市？

南一鹏：我第一次到杭州是1989年5月底，那时心中充满着无数的期待，因为这城市有我父亲青少年时期学习的旧事，也有我母亲到台湾以前在这儿旅游过的足迹。除了知道父亲年轻时在灵隐附近学习生活过，我印像最深的就是母亲还是一位花样少女时，在灵隐寺入寺道路的山壁上和弥勒菩萨合影的一帧相片。吴越王钱镠为勾留家乡的夫人写关怀信，“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的思念，也曾是自小喜欢读历史的我为赋新词时期的浪漫。还有那令人好奇，可以让白居易写出“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的迷人西湖，都是当时我魂牵梦绕的缘由。是因为杭州的丰富人文历史，让我又掉了掉书袋了。

但是真正让我对杭州有感觉的是，杭州对于西湖和整个城市环境的整治，不单是环境，还有人文，更有观念，各方面高人一等的政策与调整，让人不自觉的就喜欢这个城市。好像这个城市自天佑之，每隔几百年就会有很棒的行政领导为她付出杰出的心血。像苏堤，像白堤，像杨公堤，像有现在全国最优美又不收门票的西湖风景区。所以我对杭州的印象是一个人才辈出，文化深厚，而且生活品质一流的首选之地。

记者：在世人眼中，您的父亲－－国学大师南怀瑾精研中国国学精髓，生平致力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对儒、释、道三家都有深入的见解。而教育作为国学精髓的一部分，南师对其有着怎样的观点呢？

南一鹏：我父亲对于国学的弘扬是因为他的出生和成长背景跨越了中国文化的变更时期，幸运地为中华文化保留了种子。不过针对这个问题，我要先抱歉地说，教育不是国学的精髓，而国学是教育的精髓。对中华民族来说，在我们存在的几千年的时空里，我们以我们的智慧与经验所呈现的生活面貌，就是我们所有文化的总和。可以让已经获得的经验与实证传递下去的行为，就是我们所谓的教育。

我们谈国学不能仅仅局限在诸子百家的思想理论上，这些不过是我们这整体文化中的一部分，它并不能代表我们整体的智慧。我们的文化表现在衣食住行、工艺技巧、医学文学、艺术农业科技等各方面。儒释道三家的学说也不过是这个复杂又庞大的生活经验实体里的一部分。当然许多的生活文化注重在生活的层面，而真正的思考决定了生存的方针，这个就是儒家、释家和道家的思想学术为什么这么重要的原因。

我父亲对现代中国需要走的教育内容，绝对不是以复古为主。在过去的百年时间，西方世界快速的学习和消化东方思想的优点，而且经过无数优秀的头脑转换，再以西方的观点来表达这些东方思维，传到全世界。有些虽然不是完全正确，但是我们必须和中华文化的传统思想一样重视它们，否则，我们的子孙在未来的世界局势里，就会因为不知彼而失去主动了。所以我父亲的教育理念必然是要中西合璧，同时先了解我们自己的思想精髓，并检验吸收西方的最新思想，进而创新，破格以求。

至于教育的方法，中国必须要更改为以鼓励思考，而不是单纯记忆的学习模式。真正了解什么是传道，如何去授业，加强教师解惑的能力，让教学能相长，而不是一味的权威式教学法。中国先秦的教育方式，就是以学识为本，以对有德者尊重的礼，对自己自尊自重的义为本，这样的结果是达到以行仁政为目的的作用。至少百多年前，我们的考试还是以策对为主的。我这样说虽然不能完全代表我父亲的概念，可是应该不离其宗。

记者：我也读过您的《与天下人同亲——我的父亲南怀瑾》一书，您在书中讲述了父亲在身教、言教、家教等方面对子女的影响，以期与天下人分享。能为我们讲讲家风、家教中，南师对您影响最深的几点吗？

南一鹏：抱歉啊！在书中我没有做归纳。因为我一向觉得一般人的学习都陷入既有的惯性，喜欢按照作者的总结重点，依照一二三四的列举来学习。而中国的古文典籍不太以列举的方式来表达，而是依读书人自己的理解来摘取重点。因为学习上习惯了依赖，所以现在许多读《论语》的人会觉得总是抓不到重点。可是真正的学习就必须经过对所读的文章思想，用个人的思考来取舍要义与重点，达到避免“学而不思，则罔”的结果。这或许就是我父亲家教中对我的一个最主要的影响：独立又自由的思考，己立而后立人。

再则就是要言行合一，对自己所说的要守信，对做不到或是做错的要忏悔反省。我从小与人约定，必然守时。就算是差一两分钟到，也多半会即刻通知他人，请人见谅！我父亲在四川的袁老师就说过我父亲律己过严，而我自己在许多个性上也有这么一点要求，最起码要说话算话。在家庭上，父亲叫我背过《朱子治家格言》，他本人的做为就是最好的身教。同时入乡问俗和敦亲睦邻也是他每次迁居以后，就会带着我去执行的。

在思想上，我父亲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他的佛法教育。在小学初期就带着我去参加他主持的禅七活动和听他的佛学演讲，好像每个春节的大年初二就是应该如此。这样的言教，让我自小就对解答生命存在的智慧，有极度的兴趣，觉得是人生应该研习的科目。加上父亲的书籍典藏，家里环壁皆书，我很自然的就因为对中华文化理念的接受，和对民族历史的认同，产生民族自豪感；感觉自己应该像古代每个读书人一样，都应该以民族兴衰为己任，最后以儒释道三家智慧为依归。

记者：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从小开始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唐诗宋词等国学经典，但因灌输方式过于教条，反而让孩子们产生反感。您能否给这些热衷读经的家长和老师一些经验和指导？

南一鹏：谢谢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对中国家长们的这份渴求是肯定的。只是我们正当要往文化复兴的目标前行，不知道何处是康庄大道，自然是虽有草莽小径也就匆匆起行了。这也就是我很想和大家谈一谈如何复兴中华文化的问题，因为复兴不是复古，是依古创新。而现在的现象只是又回到宋朝以后的中国教导模式，强制强压的限制思考，最后被“五四运动”所唾弃。每一个时代，因为资讯的流通难易，所以有不同方式的教学法。要传递的思想一样，但是传递的方法应该要合理。

现代的儿童无时无刻都在接受无尽的讯息，对资讯有一定的疲乏症，加以资讯在指尖挥洒可得，如果不能使学习者产生兴趣，主动学习的话，也不过就是父母满足一下自己做父母的责任感而已。对孩子们也不过像学学钢琴，满足父母愿望，花了大笔金钱，但是自高中毕业以后，一辈子不会花超过十个小时的时间再弹钢琴。文化的传承，应该先了解什么是文化。当然这种一窝蜂式的追求时尚，跟风的行为又何尝不是自古人类的一种文化行为呢！

有时我们必须站到高度看看，读这些唐宋以后的文学小品就是有文化了吗？那么汉朝小孩读什么书？周朝小孩在泮宫又读什么书？那时候的中国才是最具有创造力的。不过我不是否定《三字经》和《千字文》这些很棒的教学题材，懂得这两本书的内容，对中华文化的基础就打下了。只是现代的学习应该不要单纯的死背，而是要用生动的方式让小孩接受为上策。我也有一些教育的想法，但是这不是靠说的，所以不多说了。

记者：您曾经说过“所谓的教育，不是要教你什么思想，而是要教你怎么思考”，能否谈谈您心中理想的教育方式？

南一鹏：个人觉得这几百年来实施的教学制度是起因于工业革命以后，为了提升工厂效率而设计的通才教导，然后演变成文凭保障了工作，多数的人最后从事的事业多半与所学无关。因为实施的早，对缺失也了解得早的欧美教育界，对这种现象和教学理念很早就做调整。不再是强调教了你什么，而是挑战你学了什么。所有的学问都是需要回归自然，这是所有思想者开始的起点。思想是某个人对某些现象做观察思考，然后将他的观察分析，经过试验修正所得的心得传教于后人。这可以节省不必要去重复相同过程花费的时间，而且可以站在巨人的肩头更快速地向上攀爬，这样文明会加快地进步。

但是每一个人看到事物的角度必然是经过选择的，往往一件事从特定的角度看，是一种现象；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浑然不同。苏东坡的“横看成岭侧成峰”的诗句就是最佳的表述。思想是已经完成的概念，不需要我来教，任何人有兴趣，自己就可以去学，因为它已经在那儿了。但是教人思考是拓展一个人的眼界，不局限在现有思维中，能开创一个全新的角度去诠释既有的现象。这就是为什么诺贝尔奖是颁发给有新思维的理念，而不是既有理念中的佼佼者。我心中的理想教育方式是没有方式的，绝对是因人而异的。如果我不能因为某个人的资质而启发到他，那么就不需要我来做教育。因为教育应该是悟道者的工作，没有悟道，自然无道可以传。所以我的教育有方法，但是没有方式，这是心中理想。

记者：听说近期您将要来杭州传播国学、弘扬民族文化，您认为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有着怎样的关系？怎样能更好地通过社会教育让中国传统教育精华深入人心？

南一鹏：任何国家都会为了整体认同的价值观来设计国家需要的教育方针和内容，但是社会上会有许多的非公众的思想家，为了个人理想或是个人的价值观去进行个别的教育机构，做个别的思想传递；当然更多的家庭会有更多的小众价值观，感染着新一代的成员们。这三种为了许许多多不同思考而形成的观念，如小溪汇流到河，由河水汇流到江、到湖，最后混杂成属于整个国家人群的概念海。这个汇流的过程，每个人都多少保留一些不变，但是更多的是接受群体，形成共识。共识并不是在思想上百分百的同意，而是超过半数以上的认同。如果思想是百分百的同意，那么人类就不会有持续性的创见了。就是因为有不同的看法，一切的观念和事物才会有更新的可能。这应该就是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的有互动、有冲击的关系。

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已经把这些人类现象说明清楚了，唯有苟日新、日日新、又一新，才是恒常；也就是诸行无常，才是正常。我借用这几句稍微用用，并不是我认为一切必须有常性，希望不要误解我。更重要的是中国自古就有思想家对我们应该有的存在的态度，深入地探讨过、研究过。建议出各种对自然、对环境、对万物、对人类、对社会、对组织、对自我等一切的对待，规划出应对的方式。而在过去五千年到现在，让我们这个民族能够经历国家灭亡，而依然能重新中兴；所依赖的就是这深厚的底蕴。许多古文明是国家灭亡，民族也灭亡；或者是国家灭亡，文化也被灭亡；所以他们不再有传承。中国的不同就是不管政权如何更替，但是管理或是指导这个民族生活的方式并没有变动，所以至今我们依旧可以说我们是一体传承的，我们的文化是优秀的。可惜的是现在真的没有几个人能把这份优秀讲个清楚，让国民再次了解而生信心。

我们历史上有记录中国最早期的学校是在周朝时期，而私人教育的先驱就是孔老夫子，当然也许他不是第一个做私人教育，可是就我们所有的资讯来说，我们说他是第一个私人社会教育家。教育的目的是让一个国民可以成为国家的人才能够为社会做出贡献，但是一个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必须先由政府作出规划，形成一个社会教育的需求。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家庭教育对个人的成长有很大的模范作用，父母的言行举止是孩子们第一个模仿成长的对象，如果父母的价值观不符合社会的价值需要，那么这个家庭成长出来的子女将会与社会的需求格格不入的感觉，甚至会对他个人造成负面的伤害。所以说社会教育的价值观与家庭教育的价值观最好类似。

我们民族现在面临的挑战就是不知道自己的社会教育价值观应该以什么为标准，而人民的家庭教育却是以他们的生活经验与条件在东西方文化中寻找标准，所以感觉我们民族目前的社会价值观是分裂的不是统一的。对于何为中国人我们自己是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概念。许多西方的价值观念被引进中国，造成了我们上一个世纪的混乱，同时还延续着打击我们民族的信心。如果我们深入了解西方的所谓的思想在深入了解我们固有的人文思考，我们会发现西方所谈的概念在中国的人文思想里面都已经被概括，要知道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对人世间发生的所有变故都经历过。

人除了我们使用的工具不同以外，我们人性上的基本要求自古到今从没改变过，所以如何管理，如何治理，和如何教育所有的方法都在我们历史中间被探讨过。我们现在的教育最重要的是要重新建立我们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让我们每一个人了解何谓中国人，了解我们文化中的错误，了解我们文化中的正确，必须要先能够建立自信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记者：在您的文字和谈话中经常流露出浓浓的民族情怀，能谈谈您对自己民族的认识吗？这种情怀为何常常渗透到您的文字和言语中？

南一鹏：我的民族情怀还真的不知从何说起，应该是与生俱有的吧。在上小学前，我父亲就叫我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和《古文观止》。中国的古文学多半传达思想，不是仅仅抒情而矣。这就是诗言志，歌咏言的传统，所以很小就对中国的文化文学有深刻的爱好。在我小学的时候，又读了很多的中国历史故事书和西洋的历史和神话故事，这些都在无形中让我看清楚一个民族会发展成功的原因。我在高中时期开始深入思考过我们中国过去三千年历史的宿命，也研究一下为什么近代中国会有这么坎坷的三百多年。因为这些思考让我看清楚当前西方文化的根源何在，和他们的政权对现代中国有计划性的打击，同时也了解到我们的民族在过去三百多年中对西方的不了解和异族统治下的无奈，造成了这个民族人文上的灾难，甚至因此而自我否定这个民族五千年以上的成就。

可是我们也应该面对事实，现在的中国文化，受到过去一千多年的大幅度家国变乱，加上格局窄小的解读和使用，很多精华都被藏诸名山了。曾经能够让我们建立“汉”民族的品牌精神和内涵，已经寥落了。以往是因为自信而包容，现在是高喊包容而没有自信，没有自己的文化归属。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成长在书堆里；有悠久的中华文化熏陶的家教，同时又不断地接受西方文化的洗礼，更经历西方近代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这些种种原因，让我必须检视我自己的存在，造就了我对这个民族深刻的情怀。就像历史上的每一个读书人，我们所受中华文化教育自古以来就是要为人做贡献，不是为己。我把“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简化为“为而不有”四个字，做一生的座右铭。这样豪迈，这样解脱，这样自在的中华文化怎么能够不使人着迷，怎么能不让它在血液里流淌，甚至澎湃呢？我这呐喊般的情怀是不由自主的啊！

记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未来之路，您有怎样的远景？

南一鹏：有的啊，我希望因为我们这一代的开始，到后代千年之间，这个民族能再次成为自信的精神文化大国；我们的同胞能够去除个人私念，以社会、以公众的全体福祉为念，成为人文大国；我们的科技创造力，再次与世界各民族齐头并进；我们的组织管理理念能让所有人民受惠，让国家富强。应该不必等太久，相信就在我有生之年，中国的文化会再次提升。

我唯一能贡献的是提醒大家不要把格局做小了，不要把文化复古了，由传承而能创新，用新的方法把依旧正确的传统思想发挥出来。中国必将再次肯定自己，找回自信，不会一味地盲从欧美的理论思想，而是会复兴民族的活力，以平等心应对以平等对待我们的世界人民。这条传承之路，已经可以看到许多的后起之秀。他们会为这个国家制定新的方针，创造新的辉煌。是的，我有信心，因为我已经接触到许多正在努力的人。我也遇到了许多有理想的青少年，在与他们的交谈互动中，我看到了祖国的明天。事实上，我有点兴奋，因为我看到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