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藏传因明发展概况

因明是梵语Hetuvidya的意译。因明学萌芽于西元前六世纪，略早于我国的墨辩和希腊的逻辑。在古印度，最早系统地研究因明的是正理派。印度因明分两大系统，即古因明和新因明。龙树、无著、世亲等所写的因明论著等属于古因明。至西五世纪时，陈那对因明作了创造性的改革。他把因明学推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后世以陈那为新因明的开祖。继陈那之后，商羯罗主的《因明入正理论》是新因明的代表作，论述更趋系统化。护法的《唯识三十颂释》等，更纯熟的运用新因明。

公元七世纪，印度因明传入我国内地和西藏，有藏传因明和汉传因明之分，汉传因明主要是以唐代贞观年间玄奘翻译的《因明入正理论》和《因明正理门论》为主要经典，汉传因明在当时盛极一时，但随着法相宗的衰落，汉传因明学也随之沉没，在宋元以后，因明典籍逐渐散失，在汉地几成绝学。

印度因明传入藏地，最早可追溯到寂护到西藏弘法。因明在藏地的传播，大致可分为译介和藏人自著两大阶段。前者称之为“古量论”，后者称之为新量论。在八、九世纪，藏译家吉祥积、智军等人就把印度因明大师陈那的《因轮论》和法称的《正理滴论》、《因滴论》、《观相属论》、《成他相续论》以及其他一些因明著作翻译成藏文。十至十一世纪，佛教在印度衰微，印度大批佛教学者携带经卷(包括因明)来到西藏。西藏佛教经过百年亡绝之后又开始复兴。狮子幢等人又译出陈那的《集量论》，法称的《量释论》、《论议正理论》、《量决定论》以及法上的《量决定论广注》等书。汉族学者僧祥炬与藏族学者端训合作，根据唐玄奘七世纪的汉译本，把《因明入正理论》也译成藏文。至此，印度因明大师的主要因明著作全部译成了藏文，德格版《丹珠尔》列藏文因明译著就达六十六种之多。不仅如此，至今西藏的古刹大塔里还保存着许多因明梵文原本。这些梵文原本在印度本土已荡然无存。自俄·罗丹喜饶（1059——1109）翻译和讲解因明以来，藏传因明在我国的藏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和弘扬，并已完全融入到藏民族的文化之中，藏传因明的发展已远远超过汉传因明。

藏学者为消化印度因明，写出了许多重要专著。十二世纪，西藏学者法狮子在翻译印度著作的同时，选取法称《量决定论》的重点和难点，分别加以阐释，著成《量论摄义颂》及自释。此后八百年，藏文因明注疏之作和研究著作大量问世。十三世纪，大学者萨班著有《量理宝藏》、《善说宝藏}和《因明宝藏》三大部分。他系统地阐述因明义理，并对以往的因明学说进行评论、修正和补充，是藏传因明中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之一，它标志着藏传因明有了自己的体系。十四世纪，格鲁派始祖宗喀巴详细研究陈那和法称的全部因明著作以及有关《量释论》的各种注释书，认为因明不仅是推理辩论之学，同时也是人们脱凡成佛的理论。他著的《七部量论入门》(或译作《因明七论人门》)和他的弟子贾曹杰、克主杰著的《量释论摄义》、《量论道要指津》、《正理藏释善说心要》、《七部量论庄严祛惑论》，代表了黄教因明的新见解。此外，贾察·达玛仁青著有《量理论解脱道导引》、《宝量论》、《正理滴论释宝藏》。克珠杰著有《因明七论质疑明灯》、《因明学大海》。第一世达赖喇嘛著有《因明饰》和《四品注释》等。

二、藏传因明研究的现代意义

第一、藏传因明为因明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文献资料。

因明传入我国藏区虽然比汉地晚，但其译著和专著数量之多，远胜过汉传因明，甚至超过了因明的发源地——印度。前苏联著名学者彻尔巴茨基曾评价说：“藏族的因明著作可以与中世纪欧洲学术著作相匹敌”，“它忠实地保存了黄金时代的印度文明和印度哲学的最杰出的成果”，意大利著名印度学家杜芝教授在著作中也多次表示：“正是由于中国人，许多关于印度思辨的重要文献才得以保存下来，要不然，这些文献早已散失无余。” 而要研究因明发展的历史，就只能依赖于藏传因明所保存的原本和译本。藏传因明的资料优势显而易见，但在我国精通藏汉文的学者不多，其中从事因明翻译的学者更是少之又少，目前仍有大量的藏文著作未能汉译。因此，我国内地学者对因明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玄奘几部译著及其弟子有关著述上面。资料来源上的匮乏给因明研究与发展都带来了一定困难。

第二、因明是世界古代逻辑的一个特殊体系，藏传因明继承印度古代因明并有所创新，研究藏传因明，挖掘藏传因明的优秀成果，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理论思维水平。

因明不同于其他逻辑学，它具有自身的特点与规律，例如：古因明的五支作法尚处在类比推理的阶段，新因明的三支作法在吸取其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它克服了五支作法的缺陷，它对推理过程的描述更加深入、细密和确切。在新因明的三支作法中，类比、归纳、演绎十分和谐地结合为一体。新因明的三支作法将归纳与演绎合二为一，又融类比于其中，它使得推理更符合人们思维实际，因明对人类思维过程的反映是综合的。

因此，因明的研究对于拓宽和深化现代逻辑研究和发展的道路，促进我国逻辑学研究的现代化，丰富和充实现行普通逻辑的教学以及普及逻辑知识，有效地提高和训练人们的思维能力，都是很有帮助。

第三，因明在佛教哲学研究中的运用，提供了逻辑工具在哲学理论研究中的实践模式。

目前，因明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对僧侣的作用，因明要成为学法的重要认识渠道，读经的辅助工具，提供讲经弘法的方法，并成为僧侣日常应对的逻辑、语言工具。这使到本来应该是一种公共工具的因明看似成为了佛教哲学的一个专有组成部分，但它为如何结合认识论与逻辑形式，以及为如何给宗教哲学理论研究提供工具做出了良好的示范原例。

第四，研究藏传因明对深刻理解藏文化、藏学、敦煌学，乃至对国际因明研究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研究藏传因明对于深刻理解藏文化特别是宗教、哲学、文学等，推动藏学、敦煌学等学科的发展都会有很大帮助。藏传因明的学者几乎翻译了印度全部重要的因明经典，宗喀巴大师与其弟子关于因明的著述十分丰富，他们对法称、陈那的因明著作做了详细的注疏，撰写了数百种因明专著，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并为寺院学习编写因明课本，把因明作为僧人的必修课程，并且重视学以致用，注重把学到的知识用以辩论，经常举行辩论训练。藏传因明世代相传，历久不衰。目前，黄教的各大寺院，研习因明仍是僧侣的功课之一。在拉卜楞寺的闻思学院攻读格西(博士)学位的僧侣，必须有较高的因明学造诣。总之，藏传因明全面忠实地反映了因明学的最高成就，推动了因明的深入研究并使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因此，重视和推动藏传因明的研究工作，总结历史上汉藏人民在因明方面的交往，加强藏汉学者在现阶段的密切合作，对于巩固和加强民族团结也有重要作用。藏传因明的发展我使得国内学术界在因明研究方面具有非常好的先天优势，国内学者可以在这个领域里做出重要贡献。

第五，研究藏传因明，汲取经验教训，使因明学与因明研究沿着正确道路发展。

西方逻辑与汉传因明相比，西方逻辑传统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它的产生与发展始终是与自然科学、特别是教学联结在一起的。为自然科学服务，又被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促进。这种体系的科学性，使其充满活力，永葆青春。因明的研究说到底是要为实践服务，为人类探索真理提供一个辅助性的工具，促进科学的发展。如果囿于“象牙之塔”中纯粹思辨的圈子里，其前途有二，一是流于诡辩，为世人所弃，一是失去前进的动力，自生自灭。汉传因明与西方逻辑相比，缺陷是明显的，除了作为宏扬佛教教义的工具之外，没有什么实践作用。

藏传因明与汉传因明相比，除了具有相同之处外，也有其突出优点。藏传因明既重视因明经典的译注，撰写因明著作，将它列入僧人的必修功课，为此编写了不少因明教材，并注重实际训练，学用结合，使得藏传因明代代相传，后继有人。这是因明传入我国，之所以有两种结局的一个重要原因。

归根结底，藏传因明研究的现代意义在于，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推动因明学的普及和发展，提高老百姓的理论思维水平，使因明学真正成为攀登科学高峰的得力工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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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巧艺，四川宜宾人，西南民族大学政治与社会学学院2006级研究生，研究方向：藏传佛教哲学。